【2006/07/24 聯合報】
【本報記者陳惠惠】
醫界發生趙建銘事件，長期關注醫學教育的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難過得直說，整個社會，都把醫師跟收入好畫上等號，醫師一有機會，行為就脫軌，「醫學教育不徹頭徹尾改變，這樣的例子還是會再發生。」
對於醫學倫理教育，黃達夫感慨地說，老師若說一套、做一套，如何讓學生相信。台灣醫界教育環境，製造出趙建銘這樣的產物，並不奇怪，若製造出非常有正義感、正直、為病人著想的醫師，才是異類。
以下是訪談內容，以第一人稱記述：
不管趙先生這事的最後結局如何，我們可以當成一個人在行為上脫軌。我們要想想，醫師養成過程是不是出了什麼差錯，一旦有機會，他們的行為就脫軌。
從大環境來看，多年來，大家都認為是做醫師是一項很好的「職業」，而不是把它當成「志業」。職業是為了賺回生活費，志業是自己想要去做、喜歡做，且做得好的事。把醫師當志業，是從關心別人、解除別人痛苦裡得到快樂，付出是絕對多於收入的。
醫師不管收入多少，付出一定要超過收入，才會覺得快活，這樣的觀念應該要在台灣確立，但整個社會，都把醫師跟收入好畫上等號。這兩天看報紙，不得了，這個人想進醫學系，那個人也想，社會也覺得女兒嫁這樣的人是不錯的。但這是不正確的，趙先生就是這樣的環境出來的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醫師學了一身技術就是為了要有好的經濟，從沒想到別人的痛苦。就有學生問我，是不是能教他如何一診可以看一百人，為何要看一百個人，說穿了就是跟收入有關。
不只如此，整個養成過程裡，看到老師在很短時間看這麼多病人，口裡講的卻是要好好看病人，當老師言教跟身教相牴觸，你會相信嗎？用這樣的方法教學生，學生當然會覺得社會就是講一套，做一套。
我在美國當住院醫師時，看到老師做會覺得很窩心，自己也跟著做，老師會給我正面肯定。我變主治醫師時，他邀請我留下來，等於是肯定我的作為，我在肯定的環境裡不斷成長成熟，用同樣的方式教學生。
但回到國內，卻發現從醫學生、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，他們心裡有很大的問號，不斷問自己在做什麼，很掙扎。
我覺得，台灣醫學、倫理教育百廢待舉，沒有一樣不需要改。選擇要不要當醫師，不應在高中的時候就做決定，選擇志業是非常嚴肅的決定，尤其醫師是種付出多於回收的終身志業，應等到大學畢業時再做決定。像美國就是學士後醫學院，澳洲一半也是。
大家談的醫學倫理教育，其實就是身教。老師是有道德觀的人，你在他旁邊，就會嗅到正確的道德觀。所以，我們不只要挑選醫師，還要慎選老師，才會有更多的典範在校園裡。大環境要改，整個教育部、衛生署的政策都改，教育部把醫學系當成一個系，他們不曉得，台灣一年醫療支出是六、七千億元，醫學這個系一年要用掉六、七千億，比用在國防的錢還多。
當醫師無時無刻不面臨誘惑。開一個刀，究竟是為病人好或全為自己？或者一部分為病人、一部分為自已？藥商開一百萬，要你開藥給病人，你究竟開不開？歌德筆下的浮士德，為獲得青春出賣靈魂，現在有現在的浮士德，不少人不斷想出賣自己的靈魂。
但若是一位稱職的醫師，只要不拿不該拿的，就不會違法，法律畢竟是最低的要求，道德觀遠在法律之上。趙先生的故事其實是冰山一角，埋在水面下看不到的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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